去年3月18日深夜開始的占領立法院行動，覺醒了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在紛雜的討論與想像裡，一條對台灣未來政治前景的思考軸線熠熠發光─「左派獨立」，簡稱「左獨」。
面對中國
一年後，面對著升學的迷茫過度，浮動著的自我定位，我踅進了國北教一旁紅磚煉瓦造的「臥龍二九」，昏黃巷內的燈光正映照石牆上的蕨草斑駁。室內，王丹一派輕鬆地坐在前頭，台灣學生與中國學生則分坐一側，隨著分享的語脈經歷26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事件。
王丹將「六四」連結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場中國學生在全球化前夕所組織的一場愛國運動。1989年的六四，很大程度上承襲了70年前的這場運動，新的世代發現伴隨經濟自由化與雙軌制的實行，使得貪腐開始橫行、社會正義正在逐漸消逝。於是，學生打出了「反貪腐、民主改革」的要求。然而，隨著黨內派系分歧的加劇，權力鬥爭的下場使得中國80年代在廣場前的鎮壓聲中告終。中國走上了後改革的歧路，王丹形容這是「近代中國一批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的消逝！」。
台灣經驗
王丹的分享，使當下我的腦內浮現出了關於「左獨」的懸思。
1919年的五四運動正如他所言，作為一場「愛國運動」，凸顯了中國知識分子依附於統治權力的傾向。對於國家政權的依附，使得在中國當代的政治語境裡，「國家」成為了一個先驗上的存在，權力的成立與行使並未受到過根本的質疑。在訴諸社會改造的同時，中國知識份子並未進一步去質疑共產黨取得統治正當性乃至施行其統治的過程。
1989年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使廣場上的學生並未去觸碰統治權力的核心，未對權力分配的適當性提出質疑。如諸多觀察家後來提到的，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新一代人逐漸被吸納進了統治施行的一環裡，一方面透過威權政治的市場經濟，讓社會更加的單子化與階層化，有論者稱之為「資本權力雙螺旋」，一種改革後「雙軌制」的變體延續；一方面於新一代青少年間瀰漫著一種傾向種族主義式的民族主義氛圍。這兩點都於今日增強了共產黨的統治，某方面而言使得佔有政經資源的群體向國家政權提供了更多統治正當性與治理上的便利性。
在此，台灣民主化的例子，或可以與中國1919年以降，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進程做個簡單的比較。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裡，出自1947年那場屠殺所引起對外來國民黨政體的不信任，在經濟成長末期、政治氣氛逐漸鬆動時，由下而上興起了轉向共同體的構作與實驗，從勞工議題、社區營造、原住民族權利、老兵返鄉、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等等運動裡。台灣社會由對國家政體的質疑，轉向對共同體的求索，逐步由下而上形成一股具社會基礎的改革動力，使得政體內部開始自我調整，一邊接收、消化著更多的政治訊息與改革要求。
革命進行式
對於共同體的求索，亦可理解與政治發展進程交錯的「本土化運動」的集合，以深化的公民文化運動，落實一種政治上集體共識的前景。這樣的思考脈絡，由1919年五四與1947年二二八以降，推演出中台兩國殊異的政治發展脈絡，而「左獨」便在某種程度上調節了政體與共同體之間互相構作又競爭的困境。這使我想到了最近的紀錄片《革命進行式》，關於史明歐吉桑所戮力追求的台灣政治前景。
我認為「左」在史明歐吉桑一生的政治思想脈絡裡，是一種對「社群主義」共同生活的無盡追求。如果我們承認每個人皆享有天生不可被他者剝奪的自由，以及各自殊異對世界的價值判准，那麼如何組織共同的生活，便是一個思考政治的人無法避開的基本問題。它彌補了被金權收買而漸顯保守、顢頇、充滿反動修辭的自由主義；也彌補了為統治政權服務的，一種傾向國家極大化的治理邏輯。
社群主義思考一種與國家政權之間對等而獨立的關係，更多時候它將統治權力的行使視為一個不斷流動的過程，統治者的權力來自於其由下而上的政治意見彙整。不同於許多左派的論者，對於社群主義的思考使得歐吉桑無法迴避另一個相類命題的浮現，一種晚近升起的公民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政治領域的轉化觸媒，公民民族主義其實內含了源自社群主義的問題意識，關於政治權力的來源？以及公民權利義務的範圍，更進一步規範了國家集體與公民個體的關係。
面對中國，「左獨」所發散的熠熠閃光或許還出自它在政治思考系譜上的內建特性，那是藝術工作者高俊宏於其文章〈非豬之夢─太陽花之後的東亞笨蛋〉裡所提到的「『左』、『獨』在今日即便彼此不相矛盾，但仍具有一定的相互謬反性。」而我也由此謬反性嗅著了一絲能積極自我調節的內在力量，一面對內，在統治權力構作過程裡發自內部社群主義式、由下而上的來回檢視、攪動；一面對外，在面對中國威權市場經濟影響力與新自由全球化時空裡，給予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更為積極的自我實踐位置。
「左獨」若作為一種政治思考上的必然，那也是源自對個人自我決斷與積極實踐公平正義的無盡追求之中。
